采访那天下午，记者来到机械楼，正要乘电梯，只听后面传来一串爽朗的笑声和问候声，“你们到的真早啊。”回头一看，一位精干漂亮的女老师，出现在记者眼前：身穿polo衫，外套一件黑色运动衣，头发整齐地梳着并挽成了发髻，皮肤白皙，笑容满面。这难道就是网上传说的喜欢让人挂科的朱政红老师？
“我就是特别不希望他们混”
在采访朱政红老师之前，记者在网上搜集了一些资料，渐渐地，一个另类“捕手”的形象浮现出来。一个网友抱怨朱老师“课程设计让我们全班挂”。
当记者将网上的评价告诉朱政红时，朱政红笑了，她说：“课程设计让全班挂是不可能的，因为课程设计是实践环节，不能补考，只能重修，所以给学生判分我都会慎之又慎，如果不是太说不过去，是不会让学生挂掉的。”继而朱老师爽朗地说，“我知道他们是说我严格，但高标准、严要求放在任何时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有些人眼中正常态反而变成了另类。”
但也有同学主动接受朱老师的严格考验。
“主要是能学到东西，”由朱老师指导本科毕业设计的2012届毕业生廖飞龙和汶刚说，“朱老师在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制订了清晰的目标，但每一次她对我们任务的完成情况都既不说好也不说坏，只是让我们继续修改，直到每一个零件的画法都接近完美。”“朱老师对我们说，她希望达到的标准是，让这份毕业设计成为我们专业能力的最好证明。当我们将毕业设计放到招聘单位面试官面前时，人家会觉得要你这个人是没错的。”
其实，大多数熟悉朱老师的同学都不觉得她“严厉”。
汶刚认为，“朱老师只是对事情要求严格，但和我们交流起来是非常和蔼的。”2009级实验班的罗忠伟同学觉得“可亲近”与“认真”是朱老师并存特点。“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她讲。她有一些非常先进的思想，常常让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自愧不如。朱老师做事情非常认真，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好，她也经常这么告诫我们。”2011年，罗忠伟他们参加暑期实践三下乡，作为指导老师，本来可以“坐镇指挥”的朱老师偏要亲自赶去，“当时天气非常热，她一个人从合肥赶到阜阳的一个偏僻小镇，跟我们一起参加三下乡。”
朱政红说：“学生认为我喜欢让他们挂科这是不对的，我不会‘喜欢’。其实，给一个学生判不及格，我都会非常慎重、多次审查。”
“现在学生不理解没关系，我只想问他们，‘十年、二十年之后，当你们自己作为家长的时候，你们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遇到一个负责任的老师，还是一个得过且过的老师？’”
“有时候，看到学生学习不认真，我会特别急，我常跟他们说，‘你们这样，国家怎么指望你们？’我就是特别不希望他们混。”
“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
朱老师说：“课堂教学是门艺术，要想教好，就要不断思考、不断学习，博采众长。”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张崇高老师，是“安徽省教学名师”。当年，朱政红老师不仅主动跟着张老师去听课，还把张老师的课录下来，反复琢磨。朱老师说，她就是对认真的人有特别的好感，“说我严格，其实跟以前的老教师没得比。我经常会听取他们的意见，我的认真也是被老教师们逼出来的。”朱老师笑着说。
朱政红老师的教学风格可以概括为“重视引导学生思考，不断求新求变”。她鼓励学生质疑教材、找出教材的错误，还大胆采用互动式、小组讨论式教学，提出“千奇百怪”的思考题。
例如，轴承在日常生活中随处看到，可是您知道轴承内外圈中间的小钢珠是如何装配进去的吗？这就是朱政红在教授《制造技术基础》时提出的一个思考题。看似平常的生活现象着实难倒了不少同学，但同学们的好奇心也一下被调动了起来。当各种想法被一一驳倒之后，同学们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被动的知识教授变成了主动的答案寻求，经过这样一番绞尽脑汁之后，估计再难的知识点也没有学生会忘了。
朱政红认为，要“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她认为不同教材侧重点不同，描述轻重不同，要想吃透某个知识点，就需要查看多种资料。她要求学生到图书馆、网络上查资料，拓展教材，养成多渠道获取知识的能力，而不是死读一本书。朱老师说自己忍受不了老干重复性的工作而没有任何改进，为了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她会尝试不同的授课方式。
朱政红非常关心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教育教学改革，她曾在教职工代表大会上提出建立“教学质量反馈系统”。“其实我们老师都是想教好书，但有时候不‘照镜子’就不知道自己哪里不对。比如有时候学院开会批评有人教得不行，出现哪些问题，但这问题是谁的啊？是‘我’的吗？所以我特别希望建立一个平台，把教学反馈放到这个平台上，反馈只有本人可以看到，这样我们老师也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加以改正。”
对于教学改革，朱老师也有自己的期望。首先，教育规划要科学、可行、有持续性。“教育决策者的话语权很重，一句话就可能让教育界整个掉一个头。我希望教育政策有个准头，不能换一个人就换一种思路，这是要付代价的，有时候代价还很大。”其次，要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育环境。“就拿我们大机械来说，这个专业需要很强的空间概念，有的学生根本不适合这个专业，却没有转专业的机会。”第三，要注重学生的思维培养。“我们有一流的考生，但这不是一流的学生，更不是一流的人才，我们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第四，教职工要尊重学生。“只有尊重才能培养出开朗、向上、从容的学生”。
“把时间还给学生”
一个如此严格的朱政红在担任2009级机电教改实验班班主任后，采取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将实验班的学分从190多个减到160多个。
“太多的学风制约了学生的思维空间，同学们没有想的时间、玩的时间、动脑筋的时间。实验班是要培养领军人才的，我首先要让他们的思想动起来，有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学习一定要有兴趣，如果太功利地学习，就太受罪了，潜能出不来，教学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罗忠伟这学期选了较少的学分，作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他说：“实验班给我提供了很大的自我选择空间和时间，我们有很多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学习。这样才能够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在哪里，更加有利于自己的发展。”罗忠伟说，想用空闲的时间“看看人文经济、管理方面的书，学学工程实际上用到的那些软件”。
削减课时用意良好，但如何保证学生真正做有意义的事，而不是虚度时间呢？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填鸭式教育仍会大有市场。朱老师说，自己也不能保证，能做的就是培养学生自立、自律、自我负责的意识，而且要相信学生有这种能力，他们毕竟已经是成年人了。“当然还是会有人经不起诱惑，但不能因为个别人，就把所有人的时间卡死。对实验班尤其如此。”“另外，推动减少课时的前提是一定要保证学生有地方去，比如图书馆、实验室，否则就是把学生往网吧里送。”
“我觉得实验班班主任应该扮演的是一个引导者的角色。将同学们引导到自己的兴趣点上去，并解决同学们的疑惑就可以了。朱老师做的非常不错。”罗忠伟说，朱老师经常会邀请各学科的教授、博导到实验班举办讲座，讲解本学科的现状、发展，帮助同学们寻找自己的兴趣点。“她还和工培中心协商建立了实践基地，大家有什么制作方面的事情就会到那边去亲自动手操作一下，环境也挺不错的。”
朱老师的第二项大举措就是带实验班的同学出去“见世面”，最近的一次是去香港参观高校。朱老师亲自和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接洽，联系安排了交流、讲座、听课、参观图书馆等活动。“准备的时间头都大了，查路线，想怎么安排行程才最便宜。当然最麻烦的是联系大学。”
香港之行给朱老师和实验班的同学很大触动，一个学生在感想中写到：“这是对我20多年生命、思维的一次大颠覆。”
朱老师说香港大学课时少，时间留给学生做项目设计。学生很自信，和老师平等交流，侃侃而谈。
作为实验班班主任，朱老师认为实验班现在还处在摸索阶段。“我带我的思维掌控就大一点，换一个人带又是另一种思路。学校还是应该发展出科学的模式。另外，也要重视对老师眼界的开拓。实验班的老师不仅是尽责问题，不是说你服务好学生就可以了，首先老师的思维得提升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思维的学生。”
对于实验班的学生，朱老师也提出了自己的期望，“实验班资源确实比其他同学要多一点，但学生不能仅冲着好处来。既然进入实验班，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不辜负学校的期望。”
朱老师说，带实验班也让自己有了很大成长，“我平时会更关注教育案例，随时将好的方法融入到自己的教学中。这也是教学相长吧。”
你所不知道的朱老师
朱老师给人的印象是嗓门大、能说、严格。其实，她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
在进入学校当教师之前，朱老师在一家灯具厂工作过十年。朱老师说，如果不是在工厂当过技术员，自己对工厂环境、工人想法不会有那么深的体会。“在工厂我看到各种零件的加工过程，这些以前在教材里也学过，但那时不知道这些知识和自己有什么关系，更不知道怎么用，但到了工厂我才知道教材是生产经验的总结。所以我对学校要求教师要有在企业工作的经历这点非常认同，尤其是在生产实习的时候，如果老师自己没有实际操作过，对学生的问题就会发憷。”朱老师说，光有理论知识是不够的，一定要重视工人师傅的实践经验。“记得一次我设计了一张图纸，完全是按照理论计算设计的，但一个工人师傅告诉我，怎样设计制造起来更容易。我们的学生以后也是要和工人打交道的，要虚心向他们学习，千万不能自命清高。”
业余时间，朱老师喜欢打排球、乒乓球，她认为锻炼可以帮助人换一种思维，“比如我打排球，就是想怎么接球、发球，别的都不想，这也是舒解工作压力的好办法。”
朱老师喜欢看电影，比如《肖申克的救赎》。“我还喜欢动漫，像《千与千寻》，非常美。但我不看电视剧，耗不起那个时间。”
朱老师说自己有一个缺点就是凡事求全、亲力亲为，“有时候我会想，我为什么总是那么较真，这样太累了。”记者看了一下朱老师的简历，笑着对朱老师说，“因为您是处女座啊，典型的完美主义者。”“也许吧，反正我就是想把事情做好，对事不对人，工作做不好，对我再好也没用，工作做得好，如果我对你不好，那肯定是我的问题。”
在采访过程中，朱老师多次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被评为“师德先进个人”自己也很意外，更不想被宣传。明年就是朱老师从教二十周年，我们要说的是，朱老师确实是一位平凡的教师，她做的事也确实是一位教师的本分，但她将这一本分兢兢业业地恪守了近二十年，有原则，有操守，更有对教书育人不变的热情。
毛泽东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每一位教师，在宣誓加入教师队伍时，在最初面对学生求知的面庞时，都或多或少会产生一种职业使命感，但在商品大潮的席卷下，在科研任务的重压下，有多少人仍能初心不改？“师德”二字的重量或许就在于此。
（原文摘自2012年10月20日《合肥工大报》第609期）
编辑：李宗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