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省芜湖市一家知名汽车生产企业里，余本功几乎拥有一名正式员工的所有“装备”——工作服、工作牌以及食堂的饭卡。如果不是每周都要在企业里“失踪”几天的话，他的另一个身份很难暴露出来。

作为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的副教授，39岁的余本功已经在这家企业“扎根”长达5年。一边教学，一边在企业里挂职搞科研，这是他当前的工作状态。

“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我们要通过政策引导、考核‘干预’、待遇激励的方式，把青年教师‘赶’到企业去。”合肥工业大学人事处负责同志说。

近5年来，合肥工业大学的科研到帐经费以每年40%的幅度递增，今年预计为3亿元。该校化工学院教授杨保俊认为，大家面临一场科技创新的加速跑，“中年教授们凭借长期的积累，率先发力，青年教师跟在后面跑，他们的压力可想而知”。

“与老教师相比，年轻人底子薄，申请国家基金之类的‘纵向课题’难度大，不如到企业里去。”该校汽车与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卢剑伟说，“那里有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可以争取到产学研结合的项目。”

卢剑伟走的正是这样一条成功之路。在一家空调生产企业进行博士后研究时，他在空调器配管结构优化、震动控制与可靠性改善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据不完全统计，这个35岁的年轻人为企业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5亿多元，增加产值16.8亿元，创收外汇1亿美元。

去企业既是形势使然，也是青年教师的自觉选择。

和余本功、卢剑伟一样，合肥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王成勇也是一名“70后”。今年38岁的他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进驻企业——“全脱产，完完全全地投入进去，整整1年”。

2008年，王成勇被学校派驻到广东东莞一家电器制品公司。从戴上“总经理助理”胸牌那天起，他就没把自己当成外人，就连厂里工艺原料被浪费了，他也跟着心疼。在企业期间，他不仅参与技术研发，解决生产现场的技术难题，还大胆建言，协助企业高层制定发展战略。

在学校，王成勇教“材料成型”课程。根据教科书上的观点，“成型缺陷控制没有好的办法”，但他深入企业调研时发现，很多企业已经用“仿真软件”和“红外测温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如果不到企业去，我们还会把旧的知识继续灌输给学生。”王成勇说。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合肥工业大学逐步形成“工程基础厚、工作作风实、创业能力强”的人才培养特色。在该校看来，要想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工程师，老师首先应该成为优秀的工程师，具备较强的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此，合肥工业大学明确提出，青年教师必须具备在国内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挂职实践的经历。该校规定，对于挂职老师，学校发放“企业挂职补贴”，并在年度考核中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

“没有这些政策，我们在企业里很难安心。”尽管脱产一年，耽误了教学工作量，王成勇还是在考核中拿到了优秀档次“一档”。为此，他非常感谢院领导和同事，“他们承担了我的教学任务，让我在那边工作没了后顾之忧。”

身为该校化工学院副院长的杨保俊反倒感谢这些深入企业的青年教师，因为他们很好地拓宽了校企合作的渠道，并且争取到企业的优势资源。他的4名年轻同事到安庆一家石化企业挂职锻炼，结果带回了好几个项目，得到100多万元经费。

“以前以为你们只会动动嘴皮子，没想到也会做项目；都说老师最轻松，一年两个假，现在看来，你们比谁都忙。”当着余本功的面，厂里一位师傅有些不解地说。

“现在，时代变了。”余本功说。

（《中国青年报》2010年10月8日1版 作者：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