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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塔:在李大钊革命家风沐浴下
发布日期:2012-07-28  字号:   【打印

    1949年生,河北乐亭人。1976年毕业于我校。1978年起,历任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共青团合肥市委书记、中共合肥市委常委。1983年调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1987年,调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1998年,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2008年,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采访李宏塔,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他太忙了。六月上旬一个雨后的下午,直等到暮色降临,他才回来……

革 命 家 风

    李宏塔出生于1949年5月。那时,他的父亲李葆华任北平市委第二副书记,正为新中国的成立而奔忙着;母亲田映萱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党委工作,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李宏塔出生才19天,就被送进了一家市民托儿所,直到6岁才被接回家。李宏塔在家排行老三,上有哥姐,下有弟弟,平时,父母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从来没有给过他们一点特殊的照顾,使李宏塔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平民意识。

    六十年代初,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宏塔随父到安徽读书。李葆华一反当时的政治风气,坚持对事不对人,使许多问题在宽松的环境中得以改正,为4000多名被错划的右派平反。这在全国是敢为人先的举动。他还在安徽放开农贸市场,允许农民在完成征购后将粮食拿到市场上销售。李葆华的生活十分简朴,平常上班,都是穿普通服装。因为他经常下乡、下厂,有人便说他微服私访,李葆华因此得了个“李青天”的绰号。父亲那轻车简从、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青少年时期的李宏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宏塔至今记得,一天,有人给他家送去几袋新疆葡萄干,正值少年的李宏塔拆开一包就吃。李葆华下班回到家中发现后,立即对他进行教育:“要记住,我们只有一个权利,为人民服务。做了一点工作就收礼物,这不是共产党人干的事。”随后,他让家人把葡萄干退回,宏塔吃掉的那一包,也折价一同退款。

    三年困难时期,李葆华家里的生活十分清苦,饭桌上根本看不到荤菜。李葆华常对家人说:“当人民群众温饱难济之时,干部的生活也必须艰苦,不允许搞特殊化。生活中有许多东西在变化,但有一样东西永远不能变,那就是共产党的宗旨。这一点如果改变了,那就不是共产党了。”

    父辈的这些生活点滴琐事,潜移默化,注入了李宏塔的灵魂深处。在温暖的革命家风熏陶下,李宏塔健康地成长着。1966年,16岁的李宏塔中学毕业后报名参了军。临别的时候,李葆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要准备吃大苦。不能吃苦,就不能成人!”到部队后,李宏塔被分配至江苏河口农场当一名农垦兵。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犁田、播种、插秧、除草,样样都干,不怕苦不嫌累。那时,李宏塔身高体瘦,战友们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大虾”。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位“大虾”,却在艰苦的劳动磨炼下,身体变得健壮结实,一肩可以挑起100公斤的重担。在部队三年,他被评为劳动能手、神枪射击手、万米游泳能手。

    1969年4月,李宏塔从部队退伍,分配到合肥化工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当时的化工厂技术条件比较落后,有害气体腐蚀性很强,要戴防毒面具上岗。第一天晚上,班长老包带领青工小费上班,让李宏塔跟班学习。到了深夜,小费睡着了,班长忙不过来,李宏塔就积极参加操作,当老包的助手。班长很高兴,说:“第一天就动起手来,真不错。”由于李宏塔积极肯干,很快成了厂里的骨干。班长老包成了他的老师、好友,而且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3年10月,厂里推荐李宏塔上大学。三年很快过去,李宏塔从合肥工业大学毕业后,仍然回到了原单位,当了一名技术员。由于突出的工作成绩和实干精神,李宏塔被推荐为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9月,李宏塔被任命为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1980年5月,任共青团合肥市委书记、中共合肥市委常委。1983年10月,调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

    李宏塔依靠自己的勤奋苦干和聪明才智,一步一步从基层普通职工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有谁知道,这其间他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呢?

  位子和“私家车”

    1987年,38岁的李宏塔已经到了离开共青团的时候。组织部门征求意见时,李宏塔毫不犹豫选择了省民政厅。他说:“我就是想找一个干实事的部门去工作。民政尤其实在,是直接给老百姓办事。”
李宏塔如愿来到安徽省民政厅,在厅领导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8年。期间,有许多人为他得不到升迁而“打抱不平”,可他自己对此却泰然处之。他认为自己的能力有限,升与不升都没有什么,只要能够为百姓办事就心满意足了。

    说实话,李宏塔多年未提拔,有客观的原因,也有李葆华的原因。李葆华在世时,从不为子女的升迁打招呼。每当子女所在省里的领导前来看望他时,他反倒是请他们一定要严格要求他的子女。李葆华的做法等于帮了“倒忙”,不“入时”,也更少见。

    对于父亲的帮“倒忙”,似乎是他意料中的事。他在省委、省政府任何一位领导面前,也从来没有提起过自己的职务问题。

    在安徽,身为厅级领导干部的李宏塔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是出了名的。厅里要安排小汽车接送,他笑着说:“我还是骑自行车方便。”

    久而久之,在李宏塔每天必经的长江路、六安路上,交警都知道这位高个、魁梧、满头灰发的中年人是民政厅的厅长,敬意油然而生,见了面总要跟他打个招呼。

    这与家风的熏陶是分不开的。一次,李宏塔与省社科院的一位同志去北京开会,下了火车,他们拎着资料去挤公共汽车。社科院的同志调侃说:“我以为跟着个当官的能蹭车呢,敢情还不如我到北京,找个单位就可要辆车。”李宏塔笑笑没答话。社科院的同志又问道:“那我们回去你爸该用车送我们了吧?”李宏塔说:“趁早别想,他老人家的车我们可不敢‘妄想’。”

    采访中,李宏塔的爱人介绍,担任领导工作20多年,李宏塔骑坏了4辆自行午,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随着年龄增大,2003年他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自己还笑称是“与时俱进”。这么多年来,李宏塔的平民意识一直没有改变,他把骑自行车当成了一种体察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最好方式,他要让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境界都不脱离人民群众,当一个真正为人民办事的党员干部。

五十多平米的房子

    说起李宏塔家的房子,更是故事多多。

    前几年的一个晚上,曾有记者敲开了李宏塔的家门。踏进门槛,只见一个约8平方的门厅出现在眼前,一张长方餐桌占去了门厅的三分之一,那餐桌用手一撑便有些摇晃。一台老式吊扇在头上慢条斯理地转着。家中的床与柜都是20多年前结婚时买的,尽管有开裂的、脱漆的,他们依然舍不得丢弃。李宏塔说“那都是正经木板做的”。在另一间房里,刨花木板的组合柜、写字台以及电视、书柜把房间挤得满满当当。一组三人沙发因地方太小被分开放置。李宏塔风趣地说,这样正合适,谈话可以面对面了。由于房子太小,家里的电视只有20英寸。李宏塔幽默地解释:“我就喜欢小电视,清晰度好。”

    安徽省政府1982年对干部住房标准有过这样的规定:“地、市和省直厅、局级以及相当于这一级的干部,每户建筑面积70至95平方米。”可是,1981年就已是副厅级的李宏塔,1984年却搬进了55平方米的两居室,而且是位于楼房的最西边,冬冷夏热。他们一家三口一住就是16年。这期间,李宏塔调到省民政厅,曾先后4次主持厅里的建房和分房工作,分房近200回,却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房子。厅里许多同志说:“不管哪一次,他要一套新房都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但是,每到分房时,李宏塔看到房少人多,就按照老规矩办,先群众、后干部,而且是“后”到每一次他都没住上新房。1998年,是国家最后一次福利分房。这一次,李宏塔有过思想斗争,可是到分房时,他看到许多年轻同志住房较差,需要改善,狠心放弃了这最后一次机会。

    直到2000年,在省里不少同志的“告状”之下,有关部门给李宏塔补差了一个小套,且是临街的楼房,人来车往,噪音特别大。李宏塔只好让儿子去住,他们老两口仍住原来的房子。

    作为厅长的李宏塔,其一家人的生活不应该如此清贫,只要他稍微表示一下,或者用手中的权力稍稍为自己安排一下,哪怕只是得到他那个级别应该得到的,他一家的生活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李宏塔却甘守清贫,而且,心甘情愿,没有丝毫其他想法。这不禁使人想起他的祖父李大钊,为创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从自己120元的薪水中拿出80元作为活动经费,使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儿女上学交不上学费,冬天家中买不起煤球,冷如冰窖。李大钊本人也衣食节俭,经常是一块大饼、一根大葱地对付一顿,衣服也近乎寒酸。今年2月刚刚去世的李葆华,家中的简朴让人难以置信。房子是70年代的建筑,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沙发坐下就是一个坑。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房,他说:“我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用调了。”而且多次谢绝装修。这令人敬重的家风,使李宏塔的清贫变得自然而真实,毫无“作秀”之嫌。

    “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这是李宏塔自撰的一副对联,也是他的座右铭。

三句“名言”

    李宏塔信奉的为官之道一要干事,二要干净。

    1998年,李宏塔走上民政厅“一把手”的工作岗位后,正值民政部提倡开展制定救灾预案工作。针对历年安徽水灾频繁的状况,李宏塔率先提出了在沿江地市推行救灾预案。之后,他一个县一个市地跑,狠抓落实,要求写进政府的工作报告中。结果预案刚刚做完,就遇到了百年罕见的大水。因为安徽有备而战,灾民安置的很好,得到民政部的高度评价。

    2003年夏天,淮河、滁河流域发生水灾,李宏塔连续20多天奔走在灾区。他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衣服湿了干,干了湿,渴了喝几口矿泉水,饿了啃几口干粮,不顾疲劳,起早摸黑。那段时间,他累瘦了,晒黑了,胳膊上的皮肤由红变黑变“花”,褪了好几次皮,嗓子说得沙哑了,整个人憔悴了许多。看到李宏塔如此舍命奔波,一位老干部深情地说:“从宏塔身上,我们看到了革命先驱李大钊先生的革命家风,看到了革命后代的精神风采。”

    安徽曾是全国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省,在总结汇报该项工作中,李宏塔实事求是,提出了税费改革后农村优抚对象和五保户优待供养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在写给省政府的报告中,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老百姓的拳拳之心。他的报告立刻引起了省委、省政府和民政部的高度重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为此签发了意见。这样,税改费中容易忽视的困难群体问题因快速反映得到了有效解决。

    省民政部门的同志都知道,李宏塔有三句“名言”:视孤寡老人为父母,视民政对象为亲人,视孤残儿童为子女。

    有着强烈平民意识的李宏塔,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基层度过。他秉承了父亲的工作作风,下乡都是轻车简从,不向有关市、县打招呼,经常直接让司机“把车子开到进不去的地方”,然后步行进村入户,检查救济粮的发放情况,要出存折核对优待抚恤金有没有到位。他说:“我们多一点辛苦,群众就少几分痛苦。”从百姓家里出来,他再到乡镇了解情况,最后到县市听汇报。如此一来,很多同志都熟悉他的“反方向工作法”,在他面前汇报时,丝毫不敢掺水分。

    一位同志曾向记者透露,给李宏塔送礼是件最难堪的事。一年春节,这位同志和爱人从老家回来,给李宏塔送去几样小吃,李宏塔却回送了价值数倍的物品让他带回家,弄得他再也不好意思给李宏塔“送礼”了。身居领导岗位,李宏塔廉洁自律,数次拒绝基层和一些单位的礼品、礼金,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他再上交组织处理。

    李宏塔是那种把理想、精神、信念看得很高,而把物质享受看得很低的人。他说:“先辈教育我,要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始终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中。”当有人问他:“很多人对你的言行举止有争议,甚至觉得不可思议,你为什么不追求‘车子、房子、位子’?”李宏塔诚恳地说:“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很多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变了,其实我做的只是为官的本分,公务员就应该这样做。”

    李宏塔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人做官坦诚、朴实,对党的事业忠诚,对人民感情至深。沧海桑田,一根红线三代人,让人感受到了共产党人那金子一般闪光的高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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